中国哲学兴起时期的形成是，中国哲学兴起时期的形式

中国哲学兴起时期的形成是？

1.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西欧各国主要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问题就需有一种正确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来详细指导，这个问题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1.2.科学背景

自然科学上的重要突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提供了科学前提。从19世纪启动，自然科学已经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科学，天体演化学、胚胎学、生理学、有机化学的出现让自然科学获取了一系列重要科学成果，

在这一系列重要科学成果中，细胞学说的创立，能量守衡定律的发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具有特别重要的划时代意义。自然科学的这些成就，为辩证法有关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3.理论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从大多数情况下的方面说，哲学史上都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成果，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但详细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则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哲学，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一、先秦诸子阶段（前770-前223年）

（一）儒家

　　先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孟子，第三是荀子。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先秦后面，后世儒家著名代表人物还有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

儒家经典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中庸》和《大学》之前是《礼记》中的两章，后来被独立出来，跟《论语》和《孟子》并列，变成了四书。五经是《诗经》《尚书》《礼经》《易经》和《春秋》，《春秋》是孔子所做的鲁国历史。听别人说，五经原来是六经，这当中涵盖《乐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大约把《乐经》烧了，故此，《乐经》没有流传下来。东汉时，五经和《论语》《孝经》一起称为“七经”。到了唐代，“七经”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尔雅》，合称“十二经”。到了宋代，《孟子》也被列为经，从宋代启动，这些儒家经典统称“十三经”。其实就是常说的说，儒家“十三经”就是指《诗经》《尚书》《礼经》（记载周礼）《易经》（也称周易）《论语》《孝经》《周礼》《礼记》（西汉戴德、戴圣解释《礼经》的文集）《尔雅》《孟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儒家经典又带来一定谓的“经”“传”“记”之分。这当中《易》《诗》《书》《礼》和《春秋》称为“经”，《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为经书《春秋》而作的注释，称为“春秋三传”。《礼记》《孝经》《论语》和《孟子》被称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学学者的训诂之作。

　　儒家一直被各朝各代统治者重用，算得上中国传统的官方学说。目前还有人管儒家叫儒教。实际上儒家不可以称为宗教，儒家的本质是伦理学。儒家伦理思想很复杂，概括起来就八个字：仁、义、礼、廉、耻、爱、忠、孝。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弟子们自创门派，教授自己的学说。这当中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

　（二）墨家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一个很有名的派别。其创始人墨子（约前480年前400年）是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家，本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做过大夫（基本上等同于司局长或省里的厅长）。墨子精通手工艺，由此可见他不单单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听别人说他曾经用木头做了一个“木鸢”（有人把“木鸢”解释为全世界最早的飞机），在空中飞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掉落。他还擅长筑城防守技术，当时每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大城市都要筑城墙。而构筑城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又是高深的建筑艺术。和平日间期，城墙要让外头的大家可以顺利地进来；战争时期，又要能御敌防守。《墨子》里有不少整版内容讲的就是咋去筑城，基本上墨子是中国建筑艺术的始祖之一。他的弟子把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21篇。

　　墨子曾经师从儒学，很崇拜尧、舜、禹，刻苦学习儒家典籍。但后来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后舍弃儒学，形成墨家学派。

　　墨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其学生整理的《墨子》一书中。西汉刘向收录71篇，现存53篇。墨子的主要思想概括起来有十点：

　　第一，兼爱。基督教也呼吁兼爱，任何宗教看上去都呼吁兼爱，问题是呼吁归呼吁，等撞见异教徒时它们就不这么想了。墨家主张要兼爱，就是人人平等，互助互爱。 　　第二，非攻。非攻不是完全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侵略战争。非攻就是不是定进攻，即不要主动去打别人；但是，别人要来打你，你当然要自卫，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写21篇《城守》呢？

　　第三，尚贤。墨子主张以贤能来区别有识之士，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第四，尚同。墨子推崇上下同心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而不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故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依然不会完全是儒家的思想，先秦的思想家们不少也有这个思想。

　　第五，天志。就是要掌握并熟悉自然规律。

　　第六，明鬼。鬼就是前人。明鬼，就是要明白前人的东西，就是要尊重前人的智慧和经验。

　　第七，非乐。墨子特别不喜欢儒家的烦琐礼乐。儒家崇尚周礼，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什么等级的人应该听什么音乐，都进行了特别具体的相关规定。非乐就是要摆脱区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编钟制造和演奏。这简直就是跟儒家对着干。

　　第八，节用。即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故此，墨家的人每天都参与劳动，拒绝奢侈享乐之风。

　　第九，节葬。就是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

　　第十，非命。就是不相信天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对比一下，儒家说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就是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告诉大家要相信天命。在这一点上，墨家也是跟儒家对着干的。

　　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节用和尚贤，其实就是常说的我们要相互爱护，要节约，同时要以贤能来拔擢任用人才，而不是世袭贵族地位或者用钱买官。这些思想，针对今天来说，也是具有实质上意义的。

　　墨子死后，“墨离为三”，分为了三很小一部分派。

　（三）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有人说他通过相对主义走向了怀疑论和不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论。实际上我是不一样意此看法的，但是，我们可以立此存照。我个人觉得，若论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和中华文明对世界哲学的奉献，道家是大于儒家的。儒家其实是一种有关国家治理的学术，其实就是常说的伦理学。什么叫伦理学？伦理学就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对的，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善。而道家则是真正的哲学是我们中华民族原创的哲学。

　（四）法家

　　法家先驱为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奠基人其实就是常说的最后促使其成为完整学说的是战国时期的李俚、商鞅和申不害等人。

　　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前475年前223年）。他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同时，他兼收并蓄，部分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自成一派。

　　韩非，战国后期的韩国王族，口吃、不善言辞，可是很擅长于写作。韩非的学说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攻击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推崇君权神授。反对复古，就是不要厚古薄今，不要认为古代啥都好，今天不好。他一说君权神授，皇帝肯定都喜欢听他说这个话，故此，后来韩非的学说红极一时。

　　韩非写作勤奋，主要著作为《韩非子》，有55篇，约10万字，这当中有不少名篇，如《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

　　秦始皇看了《韩非子》后，很喜欢。听说韩非是韩国人，就动用大兵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王就派韩非去秦国求和，秦始皇就把韩非留下来并准备重用。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是韩非的考生，李斯清楚韩非有多么厉害，认为韩非一来秦国，自己宰相的位置可能就坐不稳。故此，李斯常常向秦始皇进谗言，说韩非一心一意向着韩国，老劝你别打韩国而去打别的国家，等你跟别的国家打得差很少了，这时韩国一出兵，不是把秦国就占了嘛，故此，韩非是个奸细。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谗言，最后将韩非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虽然韩非因李斯陷害而死于非命，但是，秦国采取了韩非学说，最后一统天下。

　（五）名家

　　名家也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以针对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而著名，代表人物是惠施（约前370年前323年）和公孙龙（约前325年前250年）。这两个人后来都出现在->道家著作中。惠施是战国中期宋国人，后来成了庄子著作中的反面典型。例如在《庄子》中，惠施跟庄子讨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公孙龙是战国末期赵国人，他的著作叫《公孙龙子》。名家讨论的名和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讨论概念是咋组成的，其实就是常说的追究这个概念和那个概念何不同？这个问题给人的印象好像很枯燥，其实却很有意思。

　（六）其他学派

　　除开这个因素不说，先秦诸子还涵盖阴阳家、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等学派。因为有一部分人哪一派都不算，后来为了方便，就将他们归到一个门类，叫杂家。

　　先秦诸子时期是辉煌灿烂的。我觉得唯有古希腊哲学才可以跟先秦诸子的思想相比，古罗马哲学都不行。先秦诸子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层出不穷、百舸争流，真是蔚为壮观。很可惜的是后来没有延续下来。中华民族的文明，超过百分之80都可以归根到先秦诸子。

　 二、两汉经学阶段（前223年-223年）

　　秦王朝用法家思想多，以至于秦始皇后来焚书坑儒。汉朝（前223年223年）建立以后，一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成为使儒家思想变成国家学术的最最重要，要优先集中精力时代。因为这个原因，继先秦诸子后面，中国哲学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两汉经学阶段。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主要思想是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两汉经学代表人物是西汉的董仲舒（前179年前123年）。

　（一）董仲舒

　　董仲舒觉得，天与人相互感应，因为天与人皆有阴阳。阴阳消长的原因，在于五行的“相生”和“相胜”。阳反映天的恩德，阴反映天的刑罚，天“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春秋繁露?基义》）。

　　董仲舒按照“天人感应”说，觉得祥瑞或灾异是上天对皇帝的期望或谴责。根据他的学说，假设哪里产生了祥瑞，那就是上天对皇帝的表扬；假设哪里出现了大洪水或者下了大暴雨，刮了龙卷风，皇帝则是要下“罪己诏”的就是说皇帝当得不够好，招致上天警告、处罚，故此，皇帝要对自己责罪并诏告天下。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觉得，皇帝就是上天的儿子是上天派他来统治天下的，故此，后来皇帝就叫天子。在儒家人物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比孟子还厉害，因为没有董仲舒，就不会有汉朝的“独尊儒术”这一历史大事。

　　董仲舒还提出“性情”说，觉得性是先天的素质，涵盖贪仁或者善恶，情是“人欲”；性和情是明显不同的，性是先天的，情是后天的。他觉得，人性中包含了不少的善。既然，人生下来是善的，怎么会有人变成恶人，怎么会有罪犯呢？董仲舒说，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天生的善要变成现实的善，还要有严格的修炼。这样的修炼一定要遵照“三纲五常”进行，这样的善才可以够修炼成功。

　　“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即君是臣的纲，父是子的纲，夫是妻的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将这“五常”立为我们全体中国人修身正己的道德要求。从孔子、孟子启动，儒家的理想就是要给社会设定一套道德规范，就是说你怎么做才算对，你怎样才是一个好人，你怎样才是善。董仲舒给这个理想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操作模式，那就是“三纲五常”。夫为妻纲，就是说当老婆的一定要要老公，听老公话的老婆就是好老婆，不听老公话的老婆就不是好老婆。“三纲五常”为封建社会培养了一整套社会道德规范。君为臣纲，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可以不死；父为子纲，就是父叫子亡，子不可以不亡。你这个当大臣的，假设皇帝让你死，你马上就得死，不然的话你就属于坏人；你马上死了就是好人，虽然你死了，但是，你是好人。今天听起来这很愚蠢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么想的。针对皇帝来说，当然是太好了：我的大臣要都这么想，这事不就好办了嘛，工作就好做了，队伍就好带了。故此，皇帝理所当然就支持“三纲五常”。

　　董仲舒还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说的这个道不是道家那个道，而是指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实际上他就是说，只要是天不变，皇帝就不变。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天派他来统治各位考生的，你是大臣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大臣，你是农民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农民。“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把皇帝神圣化、绝对化，各位考生不可以推翻皇帝。这其实就是常说的说，董仲舒将封建统治规则和程序神圣化、绝对化了。

　（二）两汉经学的地位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首次综合。其“天人感应”论给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其“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个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外一个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的视角，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的视角，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其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因为这个原因，儒家思想在两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儒家从此和封建专制皇权结合成一体，故此，就有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以后，虽然后来在唐朝时有不短的一个时期经受了佛学的冲击，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说起来，没啥其他家的思想能威胁到儒家的地位。

　　 三、魏晋玄学阶段（223年-423年）

　　 魏晋玄学的“玄”，出自于老子《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实，这也是道家比较兴盛的一个过程。魏晋学者当时研究的主要是三部经典《老子》《庄子》和《易经》，通称为“三玄”。

　　 魏晋玄学以“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麻烦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儒家封建礼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式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按照问题。其实就是常说的说，它以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物存在按照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首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各位考生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

　　也可说，魏晋玄学主要是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玄学家大都是这里说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在“清谈”中，虽然也有人（如嵇康等）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仍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四月），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易》，皆提倡“贵无”，觉得“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其后魏晋之际向秀和晋郭象注《庄子》，也觉得“名教”和“自然”完全一样，封建规则和程序是天理的自然；但觉得“全都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裴Q作《崇有论》，更明显地与“贵无”说相对立。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列子注》，明显受佛学影响；般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于是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四、隋唐佛学阶段（581年-923年）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叫隋唐佛学。其实，隋唐是佛学真正对儒家学说出现冲击的阶段。唐朝皇帝李渊（唐高祖）非说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因为老子姓李，唐朝皇帝也姓李。他找了哪些学者一研究，说往上追溯多少多少代，他就变成了老子的后代，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既然，唐高祖是老子的后代，他当然就要尊道家学说，唐朝有不短的一个时期很尊崇道家。后来，随着佛学流传，皇帝也启动信佛。故此那时候道家和佛学的流行，对儒家学说出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但是，因为儒家学说针对统治者实在是太有利了，故此，它一直没有被废除。后来，道家和佛学就不占统治地位了，儒家卷土重来。

　　佛教入华是在两汉时期的公元前后。魏晋时期佛学依详细内容记录于道家玄学，这当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晋大和尚道安。道安创立了佛学中的“本无”一派，以绝对的“无”来解释佛教经义。佛教入华，第一依附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让佛教传播迅猛。这也是后来产生中国本土佛教教派禅宗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佛教的禅宗，实际上有不少道家的痕迹。

　　到了南北朝（423年589年），佛学启动独立发展。来自西域的大和尚僧肇、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他们用严格的逻辑形式论证佛学经义，标志着佛学真正启动在中国独立流传。 佛教中国化完成于隋唐（581年923年）。其代表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和唯识宗的唐僧玄奘。

　　慧能的师傅是禅宗五祖大满禅师弘忍。有一天，弘忍在湖北黄梅山寺院让弟子们作诗，选拔继承人。各位考生觉得继承人非大弟子神秀莫属，他写的诗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各位考生纷纷赞：“妙！”那时候慧能其实只是一个小弟子，压根不显山不露水的。慧能也作了一首诗是直接针对神秀的。慧能的诗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佛学的视角看，慧能的立意比神秀高多了，因为佛学本身讲的就是无。慧能的诗让众人无语了，但得到弘忍首肯。五祖弘忍后来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但是，神秀不干，故此，有不短的一个时期两人争得很厉害，神秀的弟子甚至对慧能展开追杀。后来，禅宗就分为北宗和南宗，北宗领袖是神秀，南宗领袖是慧能。

　 五、宋明理学阶段（960年-1644年）

两汉经学夯实了儒学的基本架构，隋唐时期儒家地位有点动摇，但是，到了宋明时期，又回到儒家来了。那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五个时期宋明理学。

　　理学是一种对儒家经典的新解释。它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

　　理学主要兴起于北宋（960年1127年），嘉佑治平年间（10561067）取得非常大的蓬勃发展和进步，兴盛于南宋（1127年1279年），宋理宗赵昀时成为官方哲学，后经金（1123年1234年）、元（1223年1370年）、明（1368年1644年），至清朝（1644年1923年），渐渐衰落。

　　（一）理学各位考生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1023年1073年），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号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写了《太极图说》和《通书》，成为理学经典文献。他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23年）兄弟以“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了很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

　　南宋朱熹（1130年1200年）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程颢和程颐兄弟）学说，吸取其他理学家著作精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这其实就是常说的说，二程兄弟把理学理得很了解，而作最后总结的则是朱熹，宋明理学因为这个原因也叫“程朱理学”。朱熹很推崇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和周敦颐，将这六个人尊称为“北宋六先生”。

　　（二）理学的衰落

　　在元朝时，元成宗铁穆耳提倡“理学”，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经为科场考试标准，“定为国是”，使理学成为官学。故此，理学在元代的影响超越宋代。

　　明末清初至清中期，中国产生了启蒙主义思潮。王夫之和颜元、戴震等对理学展开大批判，引入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终结了理学。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等书，成为理学衰落的标志。

　　（三）理学的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二程提出的理学的认识论。后来，朱熹把它发展为“即物穷理”。明代王守仁（1472年1529年）提出“致良知”，觉得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其实就是常说的把自己内心的良知反映到身外的万世万物中去，以此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格物致知是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各位考生都清楚的。“格物致知”这个词就是出自这一段。这一段实际上是说要平天下，第一就要格物。

　　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罢了也。”针对格物的做法，程颐说：“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程颐还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可以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程颐觉得，“格”就是要运用研究来彻底弄了解道理，详细做法其实就是科学研究，你今天去研究一件事情，明天又研究一件事情，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全部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朱熹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即格物才可以穷理。物之理穷得愈多，知也就愈广。他觉得，从格物到致知是从累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故此，一定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笃行之”（礼记?中庸），而且，“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因为这个原因，“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致知”就是达到真知灼见，找出正确答案，增长知识，找到人生和生命的正确答案。

　　 六、清代朴学阶段（1644年1923年）

　　（一）朴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清王朝（1644年-1923年）的建立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针对中原文化来说，满清王朝还是异族文化。因为这个原因，满族文化和汉文化在清朝初年出现了尖锐的冲突。虽然从武力上清王朝灭亡了明朝，清王朝统治了中国，但是，一大批人特别是文化人觉得满族是少数民族，内心不愿意服从清朝统治。清政府强力打压汉族知识分子，顺治、康熙、乾隆年间文字狱层出不穷。什么叫文字狱呢？它是清朝时因文字犯禁或以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是满清统治者培养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为了迫使我们全体臣民慑服，清朝文字狱“株连极广”，不仅须灭九族，全部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还有购书者，“一个也不可以少”“皆免不了于难”。我们常说康乾盛世，从人口发展、财富增长、版图扩展上，这些都可以算盛世，但是，在学术上，康乾时代却很惨淡，出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残暴终于让文人都不敢谈国事，只好逃避于考据学问中以远祸。于是，学术领域产生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代著名经学家），有的时候，治学完全成了“为考证而考证”，纯粹以音韵、训诂为主要的考据学大兴，成为学术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代学者继承汉儒学风而治经的考据训诂之学，称为朴学。

　　（二）朴学特点

　　我们今天有不少做学问的标准，其实都是夯实于朴学。例如梁启超概括乾嘉学派基本特点，这当中有“凡立一义，必凭实证”，就是说做任何学术，都得有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就是说提出的证据越古老越好；“孤证不为定说”，就是说仅凭一条孤立的证据，就不可以说一个结论已经站得住；“喜专治一业”，就是说在某个领域里深入求索；还有“文体贵朴实简洁”等。

　　清代朴学的“朴”是指治学态度、方式的质朴和文风、文体的朴实。朴学反宋明理学形式，采取两汉治学方式，故称“汉学”。因为朴学盛行的年代主要是乾隆和嘉庆两朝（1736年1823年），故此，又称乾嘉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乾嘉学派治学确实不华丽、不豪放，但它是很具有学术素养的理论门派。

　　清代朴学重视考据、训诂，学风平实、严谨，以经学为中心，衍及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史籍考订、方舆地志、天文历算、金石乐律等方面，通过校勘收集古代文献，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系统整理与总结，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奉献。今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可以传承下来，跟清朝的朴学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康熙字典》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三）朴学鼎盛期

　　朴学鼎盛期就是乾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他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诠释“十三经”。在诠释“十三经”的途中，对小学（文字学）、音韵、金石、校勘、目录、史学、天算（天文历算）、水地（水系、地理）作了很好的梳理，极一时之盛。

　　乾嘉学派有两大分支。一个分支是“吴派”，代表人物为惠栋，特点是“唯汉是信”。他们觉得汉代针对“十三经”的整理和解释是最正确的，推崇汉代经说，遵守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一概采纳。“吴派”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和王鸣盛等。另一个分支是“皖派”，代表人物为戴震。乾嘉学派影响最大的是“皖派”，其影响远超“吴派”。“皖派”大师辈出，除了戴震，还有他的学生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江湖号称“戴、段、二王”，另外还有万斯同、全祖望、毕沅、阮元等人。1773年，清朝开设四库全书馆，以戴震为纂修官，辑录《永乐大典》，保存佚书和征集私家藏书，于1787年编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其子部第十七为天文算法类的“算书之属”25部。除开这点在子部第十六天文算法类的“推步之属”中也涵盖一部分数学著作。这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把中国历朝历代的学术总结起来，然后印行。《四库全书》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颗灿烂明珠。

　　（四）朴学衰落期

　　朴学衰落期的代表人物是俞樾、孙诒让和章太炎。

　　俞樾（1823年1923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清道光30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考试试卷割裂经义”，被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40余载，曾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菱湖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等。他主治经学，旁及诸子、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等，博大精深。俞樾治学勤奋，著作极丰，有《春在堂前书》近五百卷。清光绪元年（1875年），友人资助他在苏州买下一块废地，他亲自设计、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建屋30余栋，名“曲园”，自号“曲园老人”。清光绪32年（1923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请俞樾手书该寺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已86岁高龄，仍精神饱满，以稳重章法、浑圆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两个多月便溘然长逝，所题诗碑遂成绝笔。这块由俞樾补书诗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

　　孙诒让（18481923年），字仲容，浙江瑞安人。精研古学近40年，融通旧说，校注古籍，著书30余种。所著《周礼正义》为一生心力所瘁，为清代群经新疏中杰出之作，《墨子间诂》亦为注墨的权威之作，《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开山之作，《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

　　章太炎（1869年1936年）是浙江余杭人。各位考生都清楚他曾经参与过维新运动，发起光复会，参与同盟会，主编《民报》等。鲁迅对他的评价是：“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