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思想的主要内容，殊读什么字

陆贽思想的主要内容？

陆贽觉得“国本于人”、“民为邦本”，其将儒家传统思想体系中原属于道德范畴的“民本”思想引入经济领域，以此从经济的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养民”。

故此，说“民本”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探讨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觉得货币是用来轻重敛散之权、调节物价贵贱的重要工具，一定要由国家来垄断铸造。

他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因为是。”~

一、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受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产生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

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导致这样的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样的“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因为天命是荒谬的。他觉得“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

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

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途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觉得“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故此，他面针对乱依然不会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

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样的“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为了在这样的局面中获取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觉得“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各位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涵盖在统治阶级内部获取地主阶级的拥护。既然如此那，怎样才可以“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入透彻地向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核查验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

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核查验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一样的，两者当中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这里说的“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来说，其实就是常说的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量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这个问题就一定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一定程度上地考虑一部分各位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量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为了获取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

贞元八年（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出现水灾时，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为了获取人心，陆贽提出国家一定要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

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获取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全都挥泪感泣”。

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够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部分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当中的矛盾，多多少少提升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部分顾瞻观望的势力可以倾向于唐朝，在相对的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

安史之乱后，产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持续性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非常多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可以制”。

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明显唐朝为了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入透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觉得“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故此，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

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要采取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促进封建政权的夯实。

针对这个问题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因为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可以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松弛，地方节度使权力越来越扩大，关中实力越来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

这个问题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故此，能固”的道理。不然“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可以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的方针。

要求采用一部分详细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夯实皇权，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陆贽觉得能不能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为了使唐朝带来一定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获取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可以求贤任能，又缺少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又时常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觉得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说“汉高祖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不是适合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不是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针对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实质；第六，按照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可以升迁。

为了可以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升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这里说的“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荐举贤能。觉得“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

才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觉得“人之才可以，自古罕全，苟带来一定长，必带来一定短。

若录长补短，则天下全都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全都弃之士”。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觉得这是导致“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这当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这当中有部分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的人，唯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可以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

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帮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自不同的不一样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

这里说的“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查，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详细内容，即这里说的“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途中他强调不可以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

不可以看表面情况，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未必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未必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未必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未必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

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样的比较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考查态度在相对的程度上针对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按照每个人的实质上才可以，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觉得“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

一定要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完全一样，假设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可以使器大者不可以人尽其材，才小者不可以担负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

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才可以使有政治才可以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升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

陆贽很推崇唐太宗，特别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觉得“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

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针对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产生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了解，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很危险的。根据这样的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更为详细的分析。

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可以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各位，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唯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可以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完全一样，政权夯实。

陆贽觉得要使谏路畅通，一定要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这当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

九弊之故此，阻塞谏路是因为：君主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肯定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肯定清高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部分有深入透彻道理的见解就不可以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可以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可以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不要进言得罪，而一部分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故此，一定要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

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觉得谏者多，才可以表达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可以表达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可以表达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可以使谏路畅通无阻。

二、经济思想：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受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产生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很难开展。因为长时间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巨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够，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

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可以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也还是很难维持生计。

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越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产生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各位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不少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产生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情况。

生产力受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越来越激化的矛盾，处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有关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还有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可以更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陆贽觉得“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故此，养人也；赋人取财，故此，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

这里说的“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

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当中的关系，觉得唯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可以尽量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

因为这个原因，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觉得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觉得“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故此，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故此，他强调一定要要“等以厚生之业”。

“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唯有这样才可以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可以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标。针对这个问题陆贽主张采用以下一部分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

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一定程度上变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够，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

觉得“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这些措施总的详细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当中的矛盾中找寻平衡。

这一个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实质，另外一个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各位贫苦农民的非常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处理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三、军事思想：

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少训练，不可以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缺少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可以，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

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具体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促使其思想稳定，才可以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员数量分成3个部分：一些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些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精选整理提供给之；一些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

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自不同的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军事力量肯定提高，粮食供给肯定充裕，不要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当中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

陆贽觉得：“人心不一条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

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唯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都罢免。唯有这样才可以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完全一样，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

陆贽觉得，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为了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很难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

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可以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获取成功。当然这样的将帅一定要称职。陆贽觉得“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可以、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因为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可以赏，有罪不可以罚。产生违反法纪情况，相互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够为词，有司复精选整理提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

长时间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够，时常伴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可观，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可以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觉得：治理军队，一定要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按照士卒劳役的轻重，奉献的大小，所身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不要“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当中的团结，提升军队的士气。

陆贽注重军事，特别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很慌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持续性，“倾财用而竭物力”，也还是满足不了供应的需。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

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军粮，他觉得导致这样的状况是因为领导无方、筹划不当。故此，他建议采用“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针对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完全就能够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

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假设能付诸开展，基本上算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针对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了解各地谷价的贵贱，不可以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门心思地根据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

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

然后将所余之钱精选整理提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经常会用到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

四、文学思想：

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所作奏议，多用排偶，条理精密，写作上的文章造诣流畅。与其同时代的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他以骈文擅名，其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擅长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他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全都挥涕激发”。他写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裴延龄奸蠹书》，都是数千字以至近万字的政论文，分析朝政时事，剖明是非得失，情理结合，兼有骈文和散文的长处。陆贽不是古文家，但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势。

殊可以读什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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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镒

一炷沈烟百虑清，殊方十月早寒生。 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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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乡剩借芳菲节，莫向东风惜酒钱。 春思 其一

孙一元

天子垂衣正南面，殊方逆贼敢称兵。 浔阳歌十首 其一

黎民衷

久客萧然万虑轻，殊方遥指使星明。 使粤道出益阳雨后口占 其三

林光

殊色已无西子梦，欲将眉宇效谁颦。 吏部候选 其一

李时行

殊方不为无知己，自是人心恋故乡。 秋怀

谢少南

殊才奇技互争夸，尽道玄枢自一家。 募兵行六首 其五

杜敩

我欲挥毫续为咏，殊恨篇什不全何。 紫团山景二绝 其二

刘克治

为问当年曹子建，殊观何似洛川神。 星岩二十景 其十三 临壑荷香

林熙春

殊恩赐遽归韩峤，实录仍令纪载传。 甲子请告绝句十二首中多缀以旨意亦葵藿之思 其八

明末清初

彭孙贻

季家西府袅垂垂，殊觉河南减艳姿。 折海棠

清

汤右曾

殊形特似产芝房，行尽云根别有庄。 怀恩纪事诗二十四首 其十五 芝径云堤

殊方膜拜庆王春，争看东来日出人。 王师入藏凯歌十二首 其七

黄叔璥

殊风虽陋尚堪论，恤老收穷古意存。 番社杂咏二十四首

弘历

团圞宝月印波心，殊胜光明契净深。 月波楼二首 其一

殊形诡态信翩